Number Nine Dream

“‘第九’似乎是一道极限。凡欲超越它的人，必将离世。仿佛在‘第十’之中，可能会向我们揭示某些我们尚不应知晓、尚无准备接受的事物。那些写下‘第九’的人，已太贴近彼岸。” ——阿诺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

勋伯格在马勒逝世次年的悼念讲座中发表了这一著名论断，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人们将《第九交响曲》视作马勒“向生命告别”的主流观点。诚然，这部作品确实充斥着对死亡的诸多隐喻，尤其是在第一乐章中：不规则的节奏律动（令人联想到马勒自身衰弱的心跳）；源自贝多芬《“告别”奏鸣曲》（Les Adieux）的“告别”（Lebewohl）动机；教堂鸣响的丧钟与葬礼进行曲；当然，还有马勒试图通过拒绝将实际上的第九部交响作品《大地之歌》（Das Lied von der Erde）列入带编号交响曲序列，以此“欺骗死神”的传说背景。

然而，《第九交响曲》亦有其另一面：它还是一部具有惊人前瞻性的杰作，蕴含着诸多时而逼近先锋派边缘的大胆实验。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马勒对管弦乐队的运用——在其中，对色彩与音响质感的探索被提升至几乎与旋律、和声及节奏同等重要的地位。在这方面，《第九交响曲》预示了20世纪晚期与21世纪的诸多音乐发展走向，包括所谓“频谱乐派”（Spectral School）作曲家的探索，他们借助声学理论与计算机技术，激发出管弦乐队前所未见的音色、织体与形态。在预见这些发展时，马勒仿佛真正伫立在离“彼岸”足够近的地方，以非凡的明晰洞见着随他而至的后世音乐。

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第九号梦境》（Number Nine Dream）以《第九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为起点，踏上了一场通往彼岸之境的探索之旅。马勒的原作素材在此通过汲取自频谱音乐与计算机音乐实验室的技术得到蜕变与拓展，特别是运用了皮埃尔·布列兹（Pierre Boulez）所创建的法国声学与音乐协调研究院（IRCAM）开发的AudioSculpt与OpenMusic软件。其最终呈现出一种梦境般的体验：我们在马勒音乐意识的边缘载浮载沉，同时沉浸在一个由色彩与音色构成的平行宇宙中；在其中，我们依然能在潜意识里，从遥远处——或是透过一层面纱——依稀感知到《第九交响曲》的踪迹，仿佛我们已经跨越了那道看似不可逾越的“极限”，踏入了一片崭新的现实，而肉体凡胎所带来的桎梏在此不过如梦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