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ate II in G major

1934年11月25日，威廉·富特文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在《德意志汇报》（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上发表了题为《欣德米特事件》（Der Fall Hindemith）的辩护文章。此文刊发后不久，欣德米特便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德国的日子已屈指可数。1935年2月13日，他在致威利·施特雷克（Willy Strecker）的信中提及了前往土耳其、美国或巴塞尔任职的计划。当时他虽打算继续定居德国，但已决定于次年辞去柏林音乐高等学院的教职。在此背景下，欣德米特于1936年创作的三首钢琴奏鸣曲，可被视为其寻求精神沉潜并提交一份“作曲探索之总结陈词”的内在需求。作曲家本人对这批作品的高度重视，以及他在第二次客居土耳其期间——即便身处繁重耗力的音乐实践与组织奠基工作中——依然全神贯注投入创作的严肃态度，皆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前两首奏鸣曲的诞生时间极为紧凑。欣德米特在致威利·施特雷克的信中写道：“亲爱的威利，您所知晓的那首奏鸣曲［指《第一奏鸣曲》］随信附上；为了不让您觉得我已现暮气，我权当练笔，紧接着又顺势作了一首。相比那部颇具分量的第一首，它是一部更为明快的对照之作。”事实上，《第一奏鸣曲》不仅在音乐织体与结构上更为繁复，更因与荷尔德林（Hölderlin）的诗作《美因河》（Der Main）之间的互文关联而赋予了额外的思想深度。与此相对，《第二奏鸣曲》的结构则更为明朗澄澈，甚至带有某种教学典范式的构思。在第一乐章开篇，气息极为宽广悠长、歌唱性浓郁的旋律线条尤为引人瞩目。这种如歌风格（Kantabilität）是欣德米特20世纪30年代创作特征的代表，正如终乐章尾声处克制内省的极弱音（pianissimo）一般，流露出一种深邃的精神内核——遗憾的是，这一面向在欣德米特作品的接受史中往往极少受到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