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nzsuite mit Deutschlandlied

相较于我早期的作品，本部作品更多地穿插了受节拍规约的节奏与乐匠式的性格形象（musicianly characters），它们不断重新凝结，并在与人们所熟知之情境的趋近或背离之间漂移。所谓熟知之物：既是指舞曲般的音型与音乐构作的程式，亦包括歌曲，以及在两处出现的巴赫音乐片段——这些都是戏谑式拾取的印象记忆；在这些记忆中，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我都与那种集体的安适感融为一体，正是在这种安适感的庇护下，资产阶级的心智与感受力宛如受到魔力护佑般生长并分化浮现。（众所周知，这种安全感从孩提时代到成年阶段皆有其崇拜的图腾：家园、宗教纽带、节庆假日、传统、对童年的眷恋——其表象或许对其下方豁然洞开的深邃深渊毫无察觉。毋庸置疑的是，即便生存的矛盾与异化迫使我们走出这种庇护、认清并直面现实，并在这种内在纽带的原初真理已沦为舒适幻象的致命虚妄、顽固且惶恐地构筑的田园诗以及反动的狭隘偏见时起而反抗其支配，我们身上也依然深深烙印着这种安全感的痕迹。）

我的音乐正是以此类封装着这般记忆的形象为养分。它对待这些形象的方式，与在其他作品中对待传统音乐材料概念的元素并无二致——这些材料早已在作曲层面被始终反思为社会性的产物与音乐表达的预设，亦即将其置入一个在结构上得到拓展的语境之中，并由此在表现层面重新加以定义。这种手法旨在克服不自由：将“把握”作为“构思”的一部分，亦即并非哲理性的静观反思，而是通过介入此类预设元素的物理直接性，产生一种在艺术上极具震撼力的本能反应。这些元素渗透并侵染着结构事件，诱发一种不可完全倚赖的乐人天性；音乐宛如跳上一辆行进中的车辆般跃入节奏，任由其载运前行，直至节奏发生畸变或瓦解。由此便形成了一个具节奏形态之情境的倾斜梯度：舞曲与结构的相继演进与彼此交织。

独奏弦乐四重奏的角色丰富多变，兼具助奏（obbligato）与协奏（concertante）之能，在不断流变的多重维度中轮流承担主导与伴奏之职。作为置于管弦乐景致中的室内乐机体，它屡屡将自身的音响维度强加于管弦乐队之上；它不得不时而接受被淹没的命运，又筑巢于乐队全奏织体的孔隙之中；它如同一只皮毛上的虱子，迫使人们在内向探听与外向审听之间不断穿梭。

《带德国国歌的舞蹈组曲》结构如下： 第一部分：1. 引子（Introduction）– 2. 圆舞曲（Waltz）– 3. 进行曲（March）– 4. 过渡（Bridge） 第二部分：5. 西西里舞曲（Siciliano）– 6. 随想曲（Capriccio）– 7. 慢速圆舞曲（Valse lente） 第三部分：8. 过渡（Bridge）– 9. 吉格舞曲（Gigue）– 10. 塔兰泰拉舞曲（Tarantelle）– 11. 过渡（Bridge） 第四部分：12. 咏叹调 I（Aria I）– 13. 波尔卡（Polka）– 14. 咏叹调 II（Aria II） 第五部分：15. 引子（Introduction）– 16. 加洛普（Gallop）– 17. 尾声［咏叹调 III］（Coda [Aria III]）

全部17个部分彼此交融无间。

（赫尔穆特·拉亨曼，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