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che fatale

《宿命进行曲》（Marche fatale）是一次鲁莽而大胆的越界之举，它可能会比我以往的作品更容易激怒我音乐的追随者——而我的那些早期作品，许多也是在世界首演引发轩然大波之后才逐渐确立地位的。然而，《宿命进行曲》在风格上与我以往的创作轨迹几乎毫无干系；它毫不掩饰地展现自我，即便算不上倒退，也是对现代文明在日常“实用音乐”中仍紧抓不放的陈词滥调的诉求与回归——尽管20与21世纪的音乐早已迈向全新且陌生的音响世界与表现维度。

这里的核心关键词是“平庸”（banality）。作为创作者，我们鄙弃它，竭力规避它——然而，即便身处全新的美学探索成就之中，我们也未能完全免受廉价平庸的侵扰。

许多作曲家都曾顺势接纳过这种平庸。莫扎特曾创作《音乐玩笑》（Ein musikalischer Spaß），这是一部刻意写成“业余般拙劣失败”的六重奏；贝多芬的《小品集》（Bagatellen，作品119）曾遭到出版商拒稿，理由是“几乎没人会相信这部微不足道的小品是出自大名鼎鼎的贝多芬之手”；毛里西奥·卡格尔（Mauricio Kagel）以戏谑反讽的笔调写下了《未能取胜的进行曲》（Märsche, um den Sieg zu verfehlen）；利盖蒂创作了《匈牙利摇滚》（Hungarian Rock）；斯特拉文斯基则在其《马戏团波尔卡》（Circus Polka）中引用并歪曲了舒伯特那首家喻户晓、最初为四手联弹而作的《军队进行曲》。

然而，我自问是否应当将《宿命进行曲》与这些前例并置：在日常生活中，我接纳幽默，更何况对我们某些人而言，若无幽默，生活将难以忍受。但在音乐中，我对幽默持怀疑态度，我认为自己更贴近一种更为深邃的、与幽默几乎毫无干系的“明澈与豁达”（Heiterkeit）之境。

然而：一首进行曲以其对集体尚武或节庆气氛的强制诉求，在先验层面上难道不正是荒诞的吗？它究竟还算不算是“音乐”？一个人能否在迈步齐行的同时真正去倾听？

最终，我决定严肃地——或许是带着辛酸而沉痛的严肃——对待这种“荒诞”，将其作为我们正伫立于深渊边缘之文明的揭露性图腾。这条似乎无可阻挡地滑向吞噬所有衰竭心魔之黑洞的道路：“那亦可化为沉静明澈”。我一直以来对自己及音乐创作环境所提出的要求，便是去写出一种“非音乐”（non-music），使人们所习以为常的音乐概念在其中被反复重新且差异化地定义；以此——或许在这里以某种诡谲的方式“脱轨”——音乐厅将成为启迪心智的冒险之地，而非逃避现实以求虚妄安全的避难所。这该如何发生？剩下的——唯有思考。

（赫尔穆特·拉亨曼，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