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sik für Violine, Violoncello und Klavier

1989年夏，我作为伯恩斯坦学者（Bernstein Fellow）在美国坦格尔伍德度过了两个月。

在坦格尔伍德，除与卢卡斯·福斯（Lukas Foss）、伦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奥利弗·克努森（Oliver Knussen）和路易斯·克拉斯纳（Louis Krasner）共事外，我还定期参加了由库特·桑德林（Kurt Sanderling）、古斯塔夫·迈耶（Gustav Meier）、罗杰·诺林顿（Roger Norrington）以及杰弗里·泰特（Jeffrey Tate）主讲的指挥大师班。在此期间，桑德林夫妇等人给予了我莫大的关怀与支持。正是桑德林夫人引荐我结识了她的儿子——大提琴家米歇尔·桑德林（Michael Sanderling）；米歇尔早在1988年就曾与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合作，世界首演了我的管弦乐作品《夏加尔音乐》。三年后，受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音乐节委约，我为米歇尔与其三重奏同仁安特耶·魏特哈斯（Antje Weithaas）及格拉尔德·福特（Gerald Fauth）创作了这部《为小提琴、大提琴与钢琴而作的音乐（如呼吸般的希望……）》。该副标题并非引用，不是标题纲领，亦非指涉某种抒情文学背景，而纯粹是1992年春创作时对当时心境与内心情感的一种直接流露。

在音乐语汇上，这部作品已十分契合我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有机式作曲”的构思；它有着比欧洲传统更为浓厚的东方意向，更令人联想到尹伊桑与武满彻的美学特质，而非巴托克或韦伯恩（尽管这两位欧洲作曲家也曾有一段时间对我影响甚深）。全曲立足于两种两极对立的音乐力量：弦乐声部齐奏中不断复现并生发增殖的细胞与乐句，与钢琴声部同样生长增殖的躁动、神经质音型相互抗衡。起初这两个元素彼此对峙，继而相互结合、互换并演化变形。原则上，整部作品皆是由这些胚元细胞构建而成，动机、音响与结构块由此凝聚并确立结构。

贝恩德·弗兰克（Bernd Fran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