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che fatale

《致命进行曲》（Marche fatale）是一次不计后果的大胆涉险；比起我早期的那些往往在世界首演引发骚动丑闻后才确立地位的作品，它或许更会让倾心于我创作的拥趸们感到恼火。然而在风格层面上，我的《致命进行曲》与我以往的创作轨迹几乎毫无渊源；它毫无掩饰地展现自我，即便谈不上是一种倒退，也是在求助于那些空洞的陈词滥调——而这正是现代文明在其日常“实用音乐”（utility music）中仍旧死守不放的东西，尽管20与21世纪的音乐早已开拓出全新且未知的音响景观与表现潜能。

其中的核心字眼便是“平庸”（banality）。作为创作者，我们鄙视平庸，极力规避平庸——哪怕在崭新的美学成就之中，我们也未见得能全然幸免于廉价平庸的侵蚀。

许多作曲家曾偶尔接纳过平庸。莫扎特写下了《音乐玩笑》（Ein musikalischer Spaß），一部故意写得“外行拙劣、漏洞百出”的六重奏。贝多芬的作品119《小品集》（Bagatellen）曾遭出版商拒印，理由是“几乎无人会相信这部微不足道的小作竟出自大名鼎鼎的贝多芬之手”。毛里西奥·卡赫尔（Mauricio Kagel）以戏谑反讽的笔触创作了《失利进行曲》（Märsche, um den Sieg zu verfehlen，意在错失胜利的进行曲）；利盖蒂写过《匈牙利摇滚》（Hungarian Rock）；而在《马戏团波尔卡》（Circus Polka）中，斯特拉文斯基引用并扭曲了舒伯特那首家喻户晓、专为四手联弹创作的著名《军队进行曲》。

尽管如此，我自己也不清楚是否该将《致命进行曲》列于这些范例之列：我在日常生活中接纳幽默，更因为对于我们之中的某些人而言，若无幽默，这日常生活简直难以忍受。但在音乐中，我对幽默心存疑虑，自认更贴近那与幽默无甚关联的、更为深刻的“明澈澄净”（Heiterkeit）理念。

可是：进行曲强行宣称要唤起一种集体的军旅或节庆情绪，这难道不是一种先验的荒诞吗？它究竟算不算“音乐”？一个人能否一边踏步行进，一边凝神倾听？

最终，我决意严肃地——或许是苦涩而凝重地——直面这种“荒诞”，将其作为我们正濒临悬崖的文明的一种去魅象征。通往一切吞噬心神之恶魔黑洞的道路——看似不可阻挡：“那亦可化为沉静澄明”。我长久以来对自己及音乐创作环境的诉求，正是去谱写一种“非音乐”（non-music），借此，习以为常的音乐概念得以被一再崭新且异质地重新定义，从而——或许吧？——以一种潜藏危机的方式在此“脱轨”，使音乐厅蜕变为启迪心智的冒险之境，而非蜷缩于虚妄安全感之中的避难所。这又当如何实现？余下的，唯有——思考。

（赫尔穆特·拉亨曼，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