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gel Dust

“在作曲时，我始终会想到听众。我自己便是作品的第一位且时常聆听的听众。但最首要的，我始终思索的是‘音’（Töne）。它们与我相对而立，亦以其富集、衍生的形态呈现为音响、噪音与空间方位。

在这部作品中，有一些音的力度并不属于它们自身，而是借此向我们听众探求关注，甚至几近恳求。依我之见，它们最根本的本体在于其长度（时值）。唯有用敞开的听觉去接纳这些时值长度，才能领会其品性、凝视的指向、渴望以及声音世界。与此同时，作品中亦存在着大量优雅而转瞬即逝的音符，宛如某种‘频率跳跃者’：天使尘（Engelsstaub）。

在着手这部作品的创作前不久，我在娜奥米·克莱因（Naomi Klein）那部令人警醒的著作《休克主义》（Die Schock-Strategie）中读到了这个词。书中开篇便揭露了旨在彻底摧毁人格的心理休克实验（由美国中情局资助，蒙特利尔的埃文·卡梅伦博士主导）。在这些‘人格消除（去印记化）’实验中，曾使用过包含LSD与PCP（苯环己哌啶）的药物鸡尾酒。而这种PCP，即俗称的‘天使尘’（Angel Dust）。事实证明，在消除印记后妄图重新构建新人格根本不可能，带来的唯有毁灭性的人格崩溃。然而，这却为当今美国（难道仅限美国吗？）酷刑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核心依托。

相比之下，音乐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小事！音乐拥有不同于现实的另一种‘现实感’（Realistik），这正是其自由之所在！呈现即是建构！

作品中的所有音响事件都被禁锢在一个80×13的尺度结构之中，却又在周而复始的重新划分中持续运动。基础和声结构与句法分段并不总是一致，音符因此失去了其明晰性，却获得了去局域化的流动性。而在这种事件（A）在起始与结尾处被钳制夹裹（B1 / B2）的‘囚禁模型’中，最终演变演化为一场关于滑脱与逃离的复调运动过程。

现实作为音乐现实性的催化剂与冲力。这是辩证的吗？倾诉的对话者又是谁？？亲爱的听众，请您作证！！！

（尼古劳斯·A·胡贝尔，2008年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