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s present moment used to be the unimaginable future...

这部四重奏的每个乐章都在探索一种特定的状态及其光影变幻。可以说，每个乐章都是一个“瞬间”（moment）。而这些瞬间即便持续时间有所增减，也不会损及其实质。其中的音乐展开过程或延展、或压缩、或重复、或逆行，但核心构思——如果那确实算作构思，或许它们仅仅是纯粹的体验？——始终如其所是。尽管如此，乐章之间的确切顺序仍至关重要。将它们串联起来聆听，确实能勾勒出某种线性叙事，甚至是一场隐喻性的旅程（尽管这是一场循环往复的旅程，在终点处迎来的，谁又能料到，或许正是一个全新的起点）。一种境况退让给另一种境况，四重奏内部各乐器声部之间的关系亦在不断变化，但最终，作品背后的想象驱动力始终倾向于一种和谐统一的状态。

无论这种统一性是否直接通过织体表现出来——有时全曲会充斥着字面意义上的同度齐奏，但并非总是如此——人们普遍能感受到，即使是看似各异的元素，也归属于某种根本的和鸣状态：音高结构被自觉地限定于降E与C这两个基音的光谱泛音衍生之中。在乐曲开头，大提琴低音区里这两个音的无休止交替，使这一构思清晰可闻。随后，这两种光谱交织成一种基于微分音的“双光谱调式”（源于C与降E基音的前24个泛音分音），它决定了第二乐章微妙细腻的旋律音调微变，以及第三乐章中那仿佛永未臻至完全半音化的上行音阶。就目前而言，这宛如一片蕴藏着无限旋律潜能的富饶源泉，而我们迄今仅能窥得其冰山一角……

那么，为何偏偏执着于降E？这大概源于一段历史轶事。据说舒潘齐希四重奏团成员卡尔·霍尔茨（Karl Holz）曾对贝多芬说道：“我们为了向他（韦伯）致敬，演奏了您的降E大调四重奏（Op. 127）；他却觉得柔板乐章太长了；但我告诉他：贝多芬的情感与想象力，比今天世上活着或逝去的任何人都更为深远绵长。——自那以后，连林克（四重奏团的另一位成员）也无法忍受他了：我们决不能原谅他这一点。”

结合这番评价重听Op. 127，乐曲开篇的瞬间深深震撼了我：一个降E七和弦在数小节的时间里舒缓展开。每一次听到这里，我都渴望贝多芬能在那里驻留更久，不必急于解决或进行，只需静静沉浸于那声响共鸣之中。而且——为何不可呢？——将那第七度音调至纯正的自然泛音律。若将这一瞬间延展成一整首乐曲，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韦伯对此又会作何感想？！最终，我在自我限制上并未做到如此极端，其他考量逐渐占据了上风，但正是从这些思绪出发，整个创作过程得以萌生……

最后谈谈标题：它源自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在千禧之交出版的一本名为《长现在之钟》（The Clock of the Long Now）的著作。书中记述了一座旨在运行千年的机械钟的创想，寄托了一种超越当代人习惯视界、从更漫长的时间尺度进行思考的愿望。倘若贝多芬的音乐蕴含了一种其同时代某些人无法领会、更为“深远漫长”的情感与想象，那么我们如今与时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是变得更长还是更短了？或许这取决于你问的是谁……在两个方向上，情况可能都走向了更极端的境地：在数字时代，人们的注意力跨度或许正在不断缩短；但与此同时，人们对遥远过去与潜在未来的认知意识，在贝多芬时代又是完全无法想象的。无论如何，耐人寻味的是去深思：社会环境、预设观念与大众期待，究竟是如何在有意或无意间，塑造并影响着听众与创作者所共同经历的“艺术时间”。

假若留给我们的时间已所剩无几，那又该如何？

（克里斯蒂安·梅森）